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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吴淋姝)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一男子发现含辛茹苦养育十余年的女儿并非自己亲生,将前妻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 11月21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张先生与李女士于2007年相识并自由恋爱,双方在2009年8月登记结婚。2010年1月,李女士生育一女小燕(化名)。2020年6月,二人感情破裂离婚,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小燕由张先生抚养,李女士每月付1800元抚养费直至女儿18周岁。 随着小燕一天天长大,张先生发现其容貌、性格都与自己相差较大,遂委托鉴定机构对亲子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排除张先生为小燕的生物学父亲。李女士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及结果表示认可。 张先生遂诉至法院,要求前妻李女士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庭审中,张先生主张自己离婚后一直抚养小燕,李女士除了给孩子零花钱之外并未给过抚养费。李女士辩称自己每月向张先生父母转账,用于女儿日常生活花销。双方向法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凭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昌平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女士婚恋期间与他人发生关系,对于怀孕生育子女非张先生所亲生的风险应有一定预知,不但违背善良风俗,客观上还发生了孩子非张先生亲生的事实,李女士对此有过错火博·体育app下载,侵害了张先生亲权、人格尊严等人身、财产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张先生主张的经济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张先生抚养孩子情况、双方工作情况及收入水平、孩子生活及学习情况等因素,并参照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标准,酌定李女士赔偿张先生经济损失30万元。 张先生得知所抚养的女儿并非自己亲生时,精神、身心遭受打击,法院综合考虑李女士的过错程度、经济能力、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李女士赔偿张先生精神抚慰金7万元。 最终,法院判决李女士赔偿张先生经济损失30万元及精神抚慰金7万元。目前,该案已生效。 法官认为,若一方违背夫妻间的忠诚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火博·体育app下载,且客观上构成对另一方配偶权的侵犯,使对方蒙受物质、精神上的双重损害,同时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本案中,被告明知子女非原告亲生,却故意隐瞒实情,致使原告一直承担抚养义务,误将子女视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并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和精力。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性抚养侵权行为,严重地侵害了无抚养义务一方的人格尊严等人格权利,致使原告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害,因此可以要求有抚养义务的被告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让过错方因其损害行为受到惩罚,使无过错方被损害的权利得到补偿和救济,这既是维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对违反夫妻间相互忠诚义务行为的惩罚和预防,更是促进形成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法官表示。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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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虽较少直接以人权形式彰显权利意识,但是却有“仁道”的观念。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其内涵不仅确认了人的基本权利,而且肯定了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在这一方面,仁道的观念与权利意识正好相对。权利意识仅仅关注于个体权利和个体利益,而仁道则既关注人拥有的权利,也以所有人具有的普遍价值为注重之点。仁道的贯彻,有助于避免个体之间的相互排斥、冲突。

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人权不仅与个体相关,而且涉及更广的领域。在这一问题上火博·体育app下载,中国传统思想同样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尚书》提出“协和万邦”的要求,主张以和平相处、和谐交往为协调天下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原则。《礼记》中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天下为公”等思想,并以此为天下“大同”的具体内容。宋明时期,张载更进一步提出了“为万世开太平”的观念,其中包含类似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永久和平”的理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观念的总体目标便是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由此构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做了很多探索。在传统意义上贤能政治的视域中,判断一个人是否“贤”与“能”,并不取决于言说什么、鼓噪什么、吹捧什么、提出什么主张,而是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做出了什么,表现出什么才干。汉代政治哲学家仲长统便指出:“干事必使良能之人。”“不试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这里着重指出需要“试之事”,也就是以政治实践中处事过程,考察一个人的能力高下,这种判定有实际的基础,不同于抽象的形式观照。

民主的原义之一是人民作主,其中包含让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或政治运作过程的要求。然而,从实际形态看,人人参与社会治理显然缺乏实际的可行性。从政治实践的运行过程看,相对于“民主”,“民本”则可以包含更广的内涵,并具有现代形态。与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现代意义上的“民本”,往往被赋予人民至上的历史内容。从理论上说,这种政治实施方式既包含应然性,也呈现可行性。探寻真正体现人民至上的方式火博·体育app下载,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否体现人权的问题,其合理的趋向则是民主与民本的结合。将民本思想与民主观念结合起来,使人民至上的观念真正得到体现,无疑是在现代社会政治领域实现实质层面的人权的可能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和民主很难截然相分。中国传统思想中,“民”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符号,政治治理的关键在于注重民众意见,后者属于广义的参与活动。孟子提出“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等,其中同时包含民主的思想。以尧禅让君位给舜而言,孟子的学生曾问,舜从尧那里获得帝位,是不是天意?孟子的回答是,这并不取决于天意,而是看民是否“受之”“从之”火博·体育app下载,只有当“民受之”和“民从之”的时候,以上过程才有正当性。“民受之”和“民从之”内含的是民意,同时也体现了民主的观念,从而构成了人们观察、判断政治权力转移是不是正当的一个重要方面。

孟子同样表现了以上政治意向,在他看来,合乎民意的具体内容,体现于满足民之所欲:“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欲与之聚之”火博·体育app下载,亦即表现为合乎民众的需要。在这里火博·体育app下载,“得民心”最后落实于实现民众的具体意愿、满足其实际的需要。这不仅仅是要一切向着民众,以民作为取舍标准,而且意味着民众决定权力运用的方式,权力运作、更替的正当性等,这也是传统民本——民主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蕴含着民主内容,二者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人权的内涵。(完)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他在儒学、宋明理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伦理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有重要研究成果火博·体育app下载,出版学术著作数部,其中多部著作先后在海外出版,有关论著被译为英文、韩文、法文等在国外出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