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晴空塔点亮紫光 - November 13, 2024

做大“森林粮库”充实“森林钱库”,印度巨富涉嫌欺诈遭美国检方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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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4分钟内，急救车很难到达。当意外发生时，具备急救技能的“第一响应人”如果能在现场果断开始施救，提供心肺复苏、(AED)电击除颤等及时的救护措施，就能为挽救生命创造条件、赢得时间。增强社会急救能力对于提高院前急救抢救成功率至关重要。如何抓住“黄金4分钟”的时间窗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生命救援提供更多保障？

陈志说：“我们的核心指标，包括院前急救响应时间都大大缩短，网络急救站点也在不断建设，但是在一些基层，120院前急救体系还不够完善，服务质量还不高。另外，即使是在发展比较好的大城市，120的服务能力与我们在临床中的实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比如心搏骤停患者，他的最佳时间窗口是4分钟，现在比如北京西城区的急救车，当你拨通120电话那一秒算起，到现场的时间在10分钟左右，未来几年我们争取能够跨入到8分钟，但是这和我们抢救心搏骤停最佳的时间窗口4分钟还是有很大差距。”

他表示：“对于心源性猝死导致的呼吸心跳骤停的情况，我们本身设定的大脑耐受缺氧的时间是不能超过6分钟。超过5分钟至6分钟，意味着大脑受损非常严重，基本上失去了脑复苏的机会。在任何环境下，目击者发现有人倒地了，甚至初步判定他出现了心跳骤停，单纯靠120救护车过来显然不够。不管再怎么快，原则上来讲，也不可能达到4分钟就到现场的要求。”

陈志表示：“最新的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有76万人由于心搏骤停而死亡，但是这76万人如果我们救得早、救得及时、救得正确，其实有50%的机会都是可以被挽救的。当一个人心搏骤停以后，他身边的人能够早期识别，并且在4分钟之内为他提供心肺复苏、AED的救命电击这样关键的措施，配合急救车到来的专业抢救，我们就能够成倍提高心搏骤停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在训练的机器上，可以培训急救志愿者；我们有8个固定点位，给社会工作者以及群众提供常态化的培训。通过线下培训和线上培训相结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培训机制。我们还要做一户一码的推广，在所有的小区贴一个码，让救护车随时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我们要做急救领路人，也有小区已经在开始做示范区了。小区的物业和保安都是急救领路人，首先他要参加培训，成为会心肺复苏的人。比如这个小区出了这个问题，救护车一来，他马上就要带着救护车找到伤者。”肖子文说。

肖子文介绍：“整个市里面120和所有的AED包括所有的医院都建立了联系。出现一个病例以后，120马上就会把这个信息推送给周边所有的志愿者，一收到信息，他离患者很近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跑过去。120的车马上就会出，我们现在还装了一个车载的视频系统，求助人可以通过视频连线，医生可以一对一指导他怎么救。这是一个体系的搭建，松山湖有三例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今年，社会4分钟急救应急响应系统在北京、上海、深圳等7个院前急救、社会急救基础较好的城市试点建立。该项目通过志愿者培训、AED定位及落实管理单位主体责任，逐步打造一个“社会4分钟急救圈”。作为试点城市，北京已通过120指挥调度系统开放AED设备定位。市民打开微信搜索“北京120”小程序，在首页就可以看到“重点公共场所AED电子地图”。陈志表示，目前基层急救能力建设的方案还在进一步完善中，未来将建成高效的急救响应系统。

他说：“我们要在有条件的城市首先实现对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患者精准定位。第二，在社会公共场所大量配置AED，同时这些AED的地理信息也要到120的系统上备案，并且精准定位。第三，我们要对社会公众进行大面积的高质量的急救科普培训。第四，我们选拔出一些有意愿、有能力的人，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像上下班一样，当他认为自己条件许可的时候，就可以向120的系统开放他的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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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受邀参会的美国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教授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在研讨会期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她认为，儒家思想与生态文明结合十分紧密，“天人合一”的观念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视宇宙为整体，教导人们要关心宇宙万物，保障自然万物的“权利”，进而能更好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我在日本时曾面见美国思想家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向他请教关于“禅”与“冥想”的相关知识。他曾在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并对儒学抱有兴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也曾是我开展儒学研究的老师，他是我外祖父、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的学生。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70多年前的《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过程中，有一位中国人张彭春参与，他推动将儒家思想中的“仁”写入《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权利与责任并存。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为提升和拓宽权利意识作出的贡献。从人的意义上讲，保障人权并不仅是对个人负责，也要承担保障子孙后代人权的责任。在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很重要，但过度的个人主义可能会带来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中国和西方在人权领域的对话。

因为我关注儒学与生态学之间的联系，所以对于人权这个主题，我更关注生态环境领域的相关问题。我认为“环境正义”是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困人口或生活在污染严重地区的人们而言。“环境正义”主要的关注对象，就是少数族群、贫困人口和遭受工业化负面影响的人们。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在环境领域思考——什么是公平。我们生活在繁华的大城市，看到了社会现代化带来难以置信的快速发展，但有哪些人被排除在外？这个问题理应成为我们对人权问题思考的一部分。

我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政策非常感兴趣。我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现在必须创造一个新的“生态”未来。这就是我来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原因，我们想更多了解中国为改善环境所作出的努力，同时借鉴儒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智慧，尤其是价值观、环境伦理等。通过汲取中国智慧，世界可以更好促进“环境正义”，保护人类在生态领域享有的权利。(完)